徐州网络犯罪律师

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。其中，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即可会见当事人、了解案情，并对调查取证等过往难题都一一“松绑”，对此，不少律师感叹“春天来了”。

　　日前，广东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召开学术年会，一众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、学者围绕新刑诉法的新内容热议。一名资深检察官直言，在新刑诉法下，控辩双方的全方位对抗大大提前和扩大，公诉人在案件信息上已无优势。但也有不少律师直言，权利扩大的同时，执业风险也随之增大。

　　“检方”：公诉人在信息上的优势没了

　　与会的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直言，新刑诉法对律师执业阅卷及调查取证的进一步放开，这对公诉人来说，“狼”真的来了。

　　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，律师的辩护起点提前到侦查阶段，从审查阶段开始，律师可以提前摘抄相关案卷……律师的辩护权获得提前和扩大，使公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平等化得以最大限度实现，但“律师的同步介入，导致公诉人以往在案件信息上的优势已经没有了”。

　　到庭审阶段，无论是庭前会议、二审开庭范围的确立、证人出庭以及量刑方面等话语权的增多。“公诉人在各个阶段都能听到辩护律师的名言——‘我反对！’控辩双方的全方位对抗来了。”公诉人将如何应对？沈丙友认为，充分尊重是前提，意见听取是基础，自强素质是关键。

　　“我们本是同根生。”沈丙友说，公诉人和律师同是法律人，本属同源，只是职业选择的不同导致了特殊的对立。在他看来，广东的刑事辩护环境向来宽松，今后更要彼此尊重各自的职业选择，并尊重不同主张。

　　而意见听取，是新刑诉法赋予的义务。对于公诉人来说，辩护律师的主张、批判甚至质疑，未必不是好事，“兼听则明”。经过充分的控辩交锋，能有效避免错案，并增加刑事诉讼的实例。

　　沈丙友说，面对压力和挑战，至上之道是着力提升自身素质，正面迎“战”，才能面对质疑化解难题。

　　“辩方”：侦辩、控辩对抗风险更大

　　律师陈永忠则认为，律师提前介入刑事案件，将直接提前激化侦辩、控辩矛盾，增加律师的执业风险。

　　新《刑事诉讼法》对律师的传统三难——会见、阅卷、调查取证作出了明确改进，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调查取证的放开，尤其是对同一证人证物等案件关键性证据的两方同时取证，将两相对抗取证权最直接短兵相接，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尤其是，一旦律师的取证有成效而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后案件不能定罪，轻则对内需要错案追究，对外必须国家赔偿；重则，侦查人员面临“刑讯逼供罪”的追诉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侦辩、控辩对抗。

　　另外，律师提前介入案件，一旦当事人对案件的供述发生变化，对案件产生影响时，律师往往首当其冲被怀疑。此前茂名就有一名律师，在会见当事人时得知还有同案人未落网，后该名同案人闻讯逃跑，律师便因此涉嫌犯罪被抓。

　　来自深圳的律师郑马表示，律师权利的扩大，势必要与公安交锋，带来的风险并不简单。因此，他建议省律协能发布相应的风险提示。

　　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建议律师，对非法证据提出要实事求是

　　揪住证据细节大做文章动辄无罪辩护有失公允

　　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提出，新刑诉法明确规定，要排除非法证据，这点大家都支持。但现实中，部分律师爱搞证据突袭，“有些律师往往揪住证据细节大做文章，动辄无罪辩护，只重推理不回归证据，只抓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看全局证据整体的辩护方式，有失公允”。

　　现实中也有一些案件，往往在非法证据的排除上，便反反复复持续了一个多月，难进正题。

　　对此，省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朱华表示，有部分律师在名片上便印上“坏案专家”，专打无罪案件，全部无罪辩护，完全不顾证据材料。他认为，作为律师也要认真选择，实事求是。

　　广州市中院刑二庭庭长郑允展也表示，在非法证据的排除上，法院是中立的。但实际上，面对控辩双方的据理力争，如何去排除，是非常复杂的工作，在认定上难度较大。他建议，对于非法证据的提出要实事求是，“不见得要每案必提”。

　　沈丙友表示赞同，他建议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证据，不要把非法证据扩大化，对疑似非法证据，排除合理怀疑客观有效甄别，避免“幽灵辩护”，“否则公诉人与辩护人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，动辄在法庭上一坐就是一个星期”。

　　“对于公诉人来说，辩护律师的主张、批判甚至质疑，未必不是好事，兼听则明。经过充分的控辩交锋，能有效避免错案，并增加刑事诉讼的实例。”

　　——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

　　新法焦点

　　◎律师的辩护起点提前到侦查阶段，从审查阶段开始，律师可以提前摘抄相关案卷。

　　◎到庭审阶段，无论是庭前会议、二审开庭范围的确立、证人出庭以及量刑方面等话语权增多。

　　◎调查取证放开，尤其是对同一证人证物等案件关键性证据的两方同时取证。

　　◎一旦律师的取证有成效而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后案件不能定罪，轻则对内需要错案追究，对外必须国家赔偿；重则侦查人员面临“刑讯逼供罪”的追诉。

　　◎然而律师提前介入案件，一旦当事人对案件的供述发生变化，对案件产生影响时，律师往往首当其冲被怀疑。

　　热议

　　律师会见嫌疑人仍有“软门槛”

　　律师陈永忠指出，今年来，广州市公安局、广州市司法局联合发文了《关于印发侦查阶段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规定的通知》（穗公【2012】233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给律师会见增加了不少“软门槛”。

　　1.会见要先获“通行证”？

　　新刑诉法规定，除危害国家安全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三种情形外，律师持三证要求会见在押当事人的，看守所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。

　　但《通知》第十六条规定，“律师要求会见前未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部门的，看守所应当告知其接受委托后3日内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部门，严格核对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。经核对无误，及时安排会见，并告知律师下次要求会见时仍未告知办案部门的，不予安排会见。”

　　第十三条规定，“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律师提交的相关委托手续，核对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。经核对无误，予以登记并将相关材料附卷，当场出具律师委托手续材料收讫凭证。”

　　陈永忠认为，《通知》开创性地设计了会见前事先告知办案机关的程序，后律师会见还需要办案机关发出“通行证”。众所周知，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并不欢迎对抗性律师的介入，以上的会见“软门槛”无疑增加了律师会见的不确定性和难度。

　　2.看守所可为嫌犯“代言”？

　　第二十条规定，“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拒绝其近亲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会见的，看守所可以不予安排，但应当由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书面声明并签名、捺指印。”

　　在现实中，家属见不到嫌疑人，家属委托的律师也见不到嫌疑人，嫌疑人何以知晓家属会委托辩护律师？何以证明嫌疑人拒绝亲属委托辩护律师的声明是出自其本意？陈永忠认为，新刑诉法并未赋予看守所拒绝律师会见的权利，在此也不能自行扩权，即便嫌疑人拒绝，也可在会见时当面表明或书面表述。

　　3.会见不监听但能全程监控